六君子中，最壮烈的应该是御史杨深秀。他是在太后训政并大肆搜捕新党之后，犯颜直谏的。有如现代流行说法顶风作案。如果不出于某种特殊考虑，大书特书的应该是杨深秀，而不是别人。但梁启超偏偏选择了谭嗣同。

梁启超

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职位上，并没有来得及有什么作为。从接谕旨进京屡新，到被捕杀头前后不过20多天。也就是说，仅当了半个月多点的新贵！按常例，初来咋到者，要报到安置衣食，拜会长官同僚，请客作客送客，熟悉环境，剩下几天，能有什么作为？为什么梁启超刻意要描述谭嗣同这样一个匆匆过客呢？

梁启超只能选择谭嗣同。六君子中康广仁是布衣，不足彰显自己。其他四君子，跃居近臣，位虽重要，但都与梁启超没有交情。没有渊源也不便依托彰显自己。而梁谭则有旧谊。当时有“二公子”之谓。“二公子”，谭嗣同与陈三立是也。一位是湖北巡抚公子，一位是湖南巡抚公子，两家原本世交，二位公子鼓吹新政，出入社交名流圈子，诗文酬唱，江南赫赫有名。（也有将陕甘总督和广东水师提督的两位公子也算上，合称“四公子”的。）可见谭嗣同早已跻身绅士贤达之流，声名远播。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三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在湖南全境悄无声息推行新政，卓有成效。谭嗣同与陈三立两人，加上黄遵宪，江标，熊希龄，还有唐才常、蔡锷等，积极襄助湖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梁启超被陈三立邀请到湖南，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有特别叙述。梁启超到长沙后，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成了湖南宣传鼓吹新政的一员大将。梁启超与谭嗣同公事交游不少时日。之前，在沪宁等地，梁启超与谭嗣同有过良好的接触记录。有了与谭嗣同往来经历，梁启超就有资格描述谭嗣同，就在情理之中，能被人接受了。

梁启超刻意描述谭嗣同的目的是什么呢？

梁启超《谭嗣同传》:“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的描述，既是孤证又是自证。梁氏不怕犯史家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