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大发展，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跨文化之间的交流。自然界最宝贵的财富是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多元文化。我们中国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文明冲突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我非常高兴，也感到很荣幸，能在这次大会上做主旨发言。我首先要祝贺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决定在上海召开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这届世界翻译大会很不平常，可以说是占了“三好”:时机好、主题好、地点好。
时机好。当今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少全球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过去几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然而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在亚洲有中国、印度、东盟十国；在非洲有南非、尼日利亚等国；在拉丁美洲有巴西、墨西哥等国。如果把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那就是33亿，大约相当于全球人口的一半。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的先例。当然，在这股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大潮中，亚洲是主力军。中国有13亿人，印度10亿，东盟10国有5、6亿人，加起来就是28.6亿人。亚洲的崛起推动了国际关系的重心开始向太平洋转移。
国际关系的重心发生转移，这不是小变化，而是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国际关系会带来一系列深刻的调整。调整可能会带来局势的动荡、冲突乃至战争。在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两股大潮流，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另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第一股潮流代表着未来，第二股潮流代表着过去。这两股潮流的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
翻译工作者处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最前列。正如我们在会议之初所看到的影片介绍的那样，翻译这项工作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我们这次大会一定能够推动全球翻译工作者在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壮大。
主题好。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我们大会的主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切合世界的需要。
今年年初，我会见了联合国国际旅游组织的一位司长。他告诉我说，1950年全球旅游者的总数为2400万，去年达到了9亿，预计到2020年将会突破16亿。在世界历史上，全球旅游事业发展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旅游业发展也很迅速，1949年-1978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加在一起，不过28万，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然而，去年一年，中国出国的人数突破4000万，外国到中国来的人数突破5600万。这样的交流规模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大发展就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我看来，自然界最宝贵的财富是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多元文化。我们中国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文明冲突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非常好的。
地点好。这次大会选在中国上海举行，今天的世界在聚焦中国，几天之后，第29届奥运会就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体育盛会，也是最大规模的跨文化的交流。大家会看到北京奥运会期间，不同文明之间会进行友好的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提议，大家同我一道热烈鼓掌，祝贺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作出了上述明智的决定。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对大会的主题讲三点看法。
一、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主导文化
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极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是西方文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西方世界走在人类的前列，全世界都学习西方。这种状况也使得一些西方人认为，西方国家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其他国家也会去做。其实不一定。
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国家崛起的时候，他们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做了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比如贩卖黑奴、侵略、扩张、对一些国家实行殖民化等。今天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之一。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时会重蹈西方殖民大国的覆辙，所以他们大谈“中国威胁论”。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来推断他国的行为，这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文化不一样。
正如唐闻生女士所介绍的，我曾于1998年-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大使。在我常驻法国的初期，阿兰·佩雷菲特先生还健在，我们经常有接触。大家知道，佩雷菲特是法兰西院士，我十分钦佩他的学识和远见，他在1973年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畅销书，书名引用了拿破仑的话:《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颤抖》。有一次我对佩雷菲特说:“您这本书很成功，售出一百万册，但是我不喜欢这本书的题目。您说这是拿破仑的话，请问拿破仑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过这样的话？有文字依据吗？”佩雷菲特回答说，“我所引用拿破仑的话，没有文字根据。1817年当时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姆赫斯特在回国途中经停圣赫勒拿岛，当时被废黜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正被流放在该岛上。阿姆赫斯特大使求见拿破仑，拿破仑见了他。由于阿姆赫斯特刚从中国回来，拿破仑对中国的情况很感兴趣，问了他很多问题。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拿破仑说，"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颤抖。"这两句话虽然没有文字根据，但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很可能讲过这样的话。”我对佩雷菲特说:“中国什么时候让世界颤抖过？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过去来推断中国的未来，一些西方人喜欢这样，拿破仑也不例外。可是，中国是中国，不是法国！
我认为，讲“中国威胁论”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有两条:
（一）和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405年-1433年，郑和率领中国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可以将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比较。郑和率领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60多艘船，船上的海员共有2.8万人，郑和乘坐的旗舰上有1000名海员。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可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时只有3艘船，船上海员不过80多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据历史学家们估计，欧洲的移民到了美洲大陆后，先后大约屠杀了1200万当地居民。然而，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国家，所到之处与当地人民进行友好交往和商品贸易，此后，他们又回到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
两年前，我曾经访问了马六甲市，当地的导游告诉我，马来王国于1401年建立，1407年-1433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先后五次来到马六甲。他们在当地做了什么？他们给当地老百姓带去了大米和棉花，教会他们如何种植，带去了中国的建筑艺术，并向当地居民教授如何打井。600年前，打井可是高技术，当郑和的官兵打出井来，水从井里涌出，当地老百姓看了惊恐万状，慌忙逃走。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井水的质量比河水质量好，打井技术在马来王国普及开来。郑和舰队去了马六甲，向当地居民传授了中华文化，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然后，他们又回中国去了。可是1511年，葡萄牙人到了马六甲，他们占领了马来王国，在当地修建了炮楼和工事，对马来王国实行殖民化。葡萄牙人走后，荷兰人来了。荷兰人走后，英国人来了。不管是葡萄牙人、荷兰人还是英国人，他们在马来王国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占领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实行殖民化。他们的表现和郑和舰队的表现如此之不同，这就是中华文化。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郑和所率官兵的表现还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
（二）中国政府现行的政策。
中国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了自己的明确的国际战略，这个战略包含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我们中国人很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想称霸的世界大国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中国绝不称霸，绝不扩张。结盟政策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结盟是过时的东西，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与潮流。
我们深知，要想成功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奉行开放战略。因为只有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充分利用人类文明进步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因此，中国的开放战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说过，中国的基本路线至少100年不变。100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深化，更不会变。既然中国的开放战略是一项长远的战略，那么开放必须有来有往，互利共赢，如果不是互利共赢，合作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文明史。请问在历史上，有哪一个后起的新兴大国把互利共赢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从来没有过！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形势、世界的变化作了充分的研究，我们考虑到时代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而且，我们也研究了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对外战略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威胁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