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它连人之作为人，甚至作为动物的天性都一律不予考虑。它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和世界观相联系，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

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有学者统计，“文革”中间，青少年的自慰率比建国初期还低了六个百分点。这一极端个人化的生理欲望，竟然也成了社会规范打击的对象。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就和各种各样的性研究、性宣传隔绝了，“文革”以后，那更是进入了性忌讳、性压抑、性禁锢的时代。只要一沾上性，全民噤若寒蝉，闭口不谈。面对性问题和性实践，我们只有革命与下流的两极结论，我们只有圣旨和流氓两类人。这样，一些有性心理疾患或者性变态取向的行为就遭了殃．比如窥阴癣，比如露阴癣，比如恋物癖，那时一言以蔽之:统统是耍流氓。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些心理疾患，也有的近于生理疾息。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