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人生如逆旅，总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众多规律之下，随心所欲而不碰壁。不过，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他要学习的那一套，我们称作文化的，是先于他而存在的，教化过程是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乎一定的文化方式中、过群体生活的分子。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教化权力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有个稳定的文化，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7]，从而对经验的尊崇，自然转变为对掌握经验之人的尊崇（具体表现为恪守传统与祖先崇拜的合二为一），这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恰恰是孝的观念得以产生的深层机制。在农业宗法社会里，祖先及其所奠定的原则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因而在人们心目之中，“数典忘祖”是最可耻的字眼，人们总是小心翼翼而执着地维护着祖宗规矩。这就是孔夫子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同时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这种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产生将血缘情感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的情感方式。同时，这种情感方式是由民族普遍的基本人生态度所合乎逻辑地派生，因为基于血缘关系的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而且由于聚族而居，彼此都同宗共祖，加上不同宗族之间频繁地嫁娶，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个姻亲关系的网络，故不能不讲血缘情感和家族中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之序的道德规范，使情感的表达不能越出宗法道德限定的范畴。尤其是西周宗法制度的确定，把血缘关系上升为组织社会、结构国家的根本所在，这就为孝的实施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